1402年，在朝鮮半島建立朝鮮國（Chosŏn）這一新王朝之後的十年，儒學大師權近（Kwŏn Kūn, 1352-1409）在王室的資助下對一幅世界地圖的繪製進行了協調，置中國為中心，而朝鮮王國則在其右側。原地圖已經佚失，然而，我們知道，該地圖的一個複本在1480年被繪製在絲織品上，包括了4428個中文漢字。該複本如今保存在日本京都（Kyoto）的龍谷大學。這幅地圖就是眾所周知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出現在毛羅修士（Fra Mauro, 活躍於約1430-約1459/1464之間）的世界地圖之前，而且是亞洲最古老的製圖學的代表，除朝鮮、日本和中國之外，還包括了歐亞大陸的西部地區：里海、阿拉伯半島、非洲、可環球航海的地方、歐洲和地中海。對中國的繪製則是基於1330年的一幅中國地圖，因而追溯至方濟各會士和馬可·波羅（Marco Polo, 1254-約1324）在蒙古、中國遊歷的時代。而對於尼羅河以及月亮山、里海以及它的兩個島嶼的繪製，則毫無疑問能夠辨識出是使用了伊斯蘭製圖學的材料，而它們均是以托勒密（Kláudios Ptolemâios, 約100-約178）的《地理志》為基礎。

儘管存在著語言、製圖符號和文化背景的差異，《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和毛羅修士的世界地圖在尺寸、內容的數量和複雜性方面是一樣的。事實上，兩幅世界地圖共用有一些相接近的重要因素：即便是從相反的觀察角度，兩者都表現了一個完整的歐亞大陸，兩者都依賴於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帝國的存在，兩者都是以在蒙元時期得到詳細闡釋的文獻資料、伊斯蘭地理文化的仲介乃至以托勒密為基礎。一方是威尼斯，另一方則是蒙元帝國，更晚的時候則是朝鮮王朝，它們表現出在商業利益、地理知識等方面的關鍵一致性，而它們能夠成功相遇，則也要感謝伊斯蘭、阿拉伯和波斯文明所發揮的文化樞紐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