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在朝鲜半岛建立朝鲜国(Chosŏn)这一新王朝之后的十年,儒学大师权近(Kwŏn Kūn, 1352-1409)在王室的资助下对一幅世界地图的绘制进行了协调,置中国为中心,而朝鲜王国则在其右侧。原地图已经佚失,然而,我们知道,该地图的一个复本在1480年被绘制在丝织品上,包括了4428个中文汉字。该复本如今保存在日本京都(Kyoto)的龙谷大学。这幅地图就是众所周知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出现在毛罗修士(Fra Mauro, 活跃于约1430-约1459/1464之间)的世界地图之前,而且是亚洲最古老的制图学的代表,除朝鲜、日本和中国之外,还包括了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里海、阿拉伯半岛、非洲、可环球航海的地方、欧洲和地中海。对中国的绘制则是基于1330年的一幅中国地图,因而追溯至方济各会士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约1324)在蒙古、中国游历的时代。而对于尼罗河以及月亮山、里海以及它的两个岛屿的绘制,则毫无疑问能够辨识出是使用了伊斯兰制图学的材料,而它们均是以托勒密(Kláudios Ptolemâios, 约100-约178)的《地理志》为基础。

尽管存在着语言、制图符号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毛罗修士的世界地图在尺寸、内容的数量和复杂性方面是一样的。事实上,两幅世界地图共享有一些相接近的重要因素:即便是从相反的观察角度,两者都表现了一个完整的欧亚大陆,两者都依赖于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的存在,两者都是以在蒙元时期得到详细阐释的文献资料、伊斯兰地理文化的中介乃至以托勒密为基础。一方是威尼斯,另一方则是蒙元帝国,更晚的时候则是朝鲜王朝,它们表现出在商业利益、地理知识等方面的关键一致性,而它们能够成功相遇,则也要感谢伊斯兰、阿拉伯和波斯文明所发挥的文化枢纽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