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450年開始，佛羅倫薩就成為托勒密（Klaúdios Ptolemaîos, 約100-約178）的《地理志》的最重要的編輯中心。這部文獻被譯成為拉丁文，並配有一幅地球平面球形圖、二十六張古代區域地圖和各種現代地圖。大量裝飾奢華的抄本在尼科洛·傑瑪諾（Niccolò Germano, 約1420-約1490）和皮埃羅·德·馬塞伊奧（Piero del Massaio, 約1420-約1480）的手工作坊中得到複製。很多來自義大利和歐洲的城市的貴族和宗教修會訂購了這些抄本，而它們也彙聚在大量的圖書館中，作為珍品被保存在它們之間。

同樣是在那些年，《地理志》在威尼斯的接受則完全不同：該著作並沒有以奢華的抄本形式得到複製，而是以批判的方式得到研究，即使是在世俗文化領域內。比如，製圖學家安德裏亞。比安科（Andrea Bianco，活躍於約1430-約1464）在其1436年的航海圖集中複製了《地理志》的地球平面球形圖，極有可能源自一份出現在義大利的最古老的希臘文《地理志》抄本, 如今藏在梵蒂岡使徒圖書館，編號為：Urbinate greco 82。它於1434年，隨其佛羅倫薩的主人帕拉·斯特洛濟（Palla Strozzi, 1372-1462）的逃亡而來到帕多瓦（Padova）。大約在1450年，《地理志》以工作抄本的形式，被部分翻譯成威尼托方言，試圖以批判性的和非常創新的方式來利用它去描述當時的世界，一個比托勒密所描述的更為寬闊的世界，尤其是在南北維度方面。不僅是世界地圖的圓形空間首次被插入到帶有刻度的半球之中，而且托勒密最早的投影製圖法也得到複製，將南半球也包括進去。而區域性的地圖也通過一種新的拼版而得以重新繪製：地區利用在小型地球平面球形圖上的十字而得以確定，隨後則通過一篇文字和一幅放大了的地圖（有時是航海圖的風格）在頁面下方的邊緣部分得到詳細的說明。此外，地形學和製圖學的方法在所有持續階段都得到準確的解釋。

不同於佛羅倫薩，它保證了古代文獻以人文主義的方式得到傳播，威尼斯和帕多瓦則通過對托勒密在地理學和製圖學方面的資訊的批判性研究和實踐性應用而變得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