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02年，在朝鲜半岛建立朝鲜国（Chosŏn）这一新王朝之后的十年，儒学大师权近（Kwŏn Kūn, 1352-1409）在王室的资助下对一幅世界地图的绘制进行了协调，置中国为中心，而朝鲜王国则在其右侧。原地图已经佚失，然而，我们知道，该地图的一个复本在1480年被绘制在丝织品上，包括了4428个中文汉字。该复本如今保存在日本京都（Kyoto）的龙谷大学。这幅地图就是众所周知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出现在毛罗修士（Fra Mauro, 活跃于约1430-约1459/1464之间）的世界地图之前，而且是亚洲最古老的制图学的代表，除朝鲜、日本和中国之外，还包括了欧亚大陆的西部地区：里海、阿拉伯半岛、非洲、可环球航海的地方、欧洲和地中海。对中国的绘制则是基于1330年的一幅中国地图，因而追溯至方济各会士和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约1324）在蒙古、中国游历的时代。而对于尼罗河以及月亮山、里海以及它的两个岛屿的绘制，则毫无疑问能够辨识出是使用了伊斯兰制图学的材料，而它们均是以托勒密（Kláudios Ptolemâios, 约100-约178）的《地理志》为基础。

尽管存在着语言、制图符号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和毛罗修士的世界地图在尺寸、内容的数量和复杂性方面是一样的。事实上，两幅世界地图共享有一些相接近的重要因素：即便是从相反的观察角度，两者都表现了一个完整的欧亚大陆，两者都依赖于十三、十四世纪的蒙古帝国的存在，两者都是以在蒙元时期得到详细阐释的文献资料、伊斯兰地理文化的中介乃至以托勒密为基础。一方是威尼斯，另一方则是蒙元帝国，更晚的时候则是朝鲜王朝，它们表现出在商业利益、地理知识等方面的关键一致性，而它们能够成功相遇，则也要感谢伊斯兰、阿拉伯和波斯文明所发挥的文化枢纽的功能。